吴越国是907-978年将现今以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为中心之领土纳入统治的国家。其所在地江南，为资源富足丰饶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以玉文化著称的良渚文化，汉代以后又有以烧造青瓷闻名的越州窑等，自古以来即孕育出高度的文化和工艺技术。到了唐代，明州（今宁波市）成了日本和新罗等外国船舶往来交通的海港城市，为海上交通之要冲。鄮县阿育王寺（今宁波市鄞州区）则是江南一地释迦舍利信仰的中心；唐代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688-763）渡海赴日途经此地时，便见到了据说有所感应而自地中涌现的阿育王塔。除此之外，更有天台佛教之圣地天台山。江南毋宁是佛教兴盛的地域。统治吴越国的钱氏一族，便在继承并发展此般各式特色的情况下，力图保有国家势力，同时借助佛教而与海外的日本、朝鲜半岛之高丽，及中国北方的辽代等彼此交流，在东亚文化交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次展览向中国浙江省博物馆及临安市文物馆借展大量作品，主要为具高度艺术及学术价值的出土品，同时亦一并展示传入日本的吴越国相关作品，藉此在日本首度聚焦介绍吴越国的文化及艺术，并尝试厘清其在东亚之定位。吴越国与西湖杭州以西湖所代表的风光明媚之地而广为人知。如同日本赴明画家所描绘的《西湖图》（图1）那般，透过将名胜和寺院的名称书写于画作上，此一历史悠久的胜景形象也传入了日本，引人心生憧憬向往的念头。吴越国正是如此紧邻着西湖而建造起皇城。时值唐、宋两大帝国夹缝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诸多兴起的地方政权当中，吴越国于北宋建国后仍继续存在18年，可说是保持较长年祚的国家。 图1：如寄，《西湖图》，室町时代，纸本墨画，42×90厘米，天宁寺藏提到吴越国的文化特征之一，毋宁是以国王为中心深自崇信道教和佛教。作为国政之一环，吴越国不仅向五代各国和北宋朝贡，谋求国土和人民之安宁，也透过道教和佛教来祈愿国泰民安。在西湖和江苏省的太湖，代代吴越国王均向龙神（水神）所居住的龙宫（水府），进呈刻有灭除罪业及国家消灾、人民安泰的银简，以此作为祭祀，举办投龙简仪式。此盛行于六朝以迄唐、宋间的投龙简仪式，因也带有国泰民安的目的，故唐代武则天和玄宗等亦予施行之。一般认为吴越国王的投龙简仪式也带有强烈的国家祭祀性质。吴越国的工艺技术和艺术性吴越国自第一代国王钱镠（907-932在位）起，共历经三代吴王；其中第二代为钱元瓘（932-941在位），第三代为钱弘佐（941-947在位），第四代为钱弘倧（947-948在位），第五代为钱弘俶（948-978在位，北宋立国后为避讳而改名钱俶）。钱氏一族出身于杭州西郊的临安，其诸多王族墓葬亦营造于此地。以第一代国王钱镠墓（未发掘）为首，尚有钱镠双亲钱宽及水丘氏墓、第二代国王钱元瓘皇后马氏墓（康陵）、钱镠第十九子钱元玩（卒于龙德二年（922））墓、及一般视为王族的吴随□墓等。吴越国领土所在的今浙江省，亦为代表中国之青瓷的一大产地；前述这些主要的王族墓中，均出土了当时等级最高的越州窑青瓷。 卒于唐末天复元年（901）的水丘氏，其墓以未经盗掘状态为人所发掘；墓室内出土了以越州窑青瓷为首的白瓷、金银器等大量文物。越州窑青瓷合子（图2）是有着和缓弧度的扁圆形合子，其带有匀称紧张感的器形和明亮的淡绿釉色，看来相当优美。同为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新官”铭银扣轮花皿，为口缘及圈足均饰有银板的花口式碟；根据其偏薄的器胎、洗练的器形、纯白的质地和“新官”刻款判定，应为定窑制品。这些烧造于中国南、北瓷窑的当时最高等陶瓷器，皆陪葬于单一墓葬，由此可窥知陶瓷器流通和丧葬仪式的实际情形。 图2：青瓷合子，唐代，越州窑，水丘氏墓出土，直径9.4厘米，临安市文物馆藏天福四年（939）以50岁之龄亡故的马氏，其墓（康陵）中除了出土青瓷方盘等越州窑青瓷，还发现大量玉制品。其中白玉制凤凰唐草纹簪、银制镀金花纹簪金具（图3）构造尤为精巧，以精细的镂雕表现口衔绶带、呈飞翔姿态的凤凰，及其周围的蔓草图案。这些作品与陶瓷器等，都是晚于水丘氏墓约40年之久的10世纪中叶代表作品。 图3：白玉制凤凰唐草纹簪、银制镀金花纹簪金具，五代吴越国，康陵出土，各长10.6厘米、4厘米，临安市文物馆藏此外，越州窑青瓷也向海外输出，具有贸易陶瓷之面向。唐代陆龟蒙曾以《秘色越器》一诗赞美越州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此番名声亦远播日本，如成书于平安时代中期的《宇津保物语》和《源氏物语》中，皆以“ひそく”（秘色）一词来指称越州窑青瓷。而在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中，除了福冈县鸿胪馆遗址（图4）和奈良县平城京遗迹所出土的文物，京都府和秋田县等地也有唐至五代的越州窑青瓷出土。 图4：青瓷花纹碗，北宋（11世纪），越州窑，鸿胪馆遗址出土，口径15.2厘米，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藏吴越国佛教事迹诚如清代朱彝尊于《曝书亭集》所载：“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代代吴越国王于道教之外，亦同时信奉佛教，不仅尊崇礼遇僧侣，亦大量推动建寺造塔活动。尤其第五代国王钱弘俶在其长久治世期间，更留下营建多所塔寺、热衷研究和搜罗经典、开版印制佛教经典和版画，以及优待僧侣等诸多代表性事迹。关于钱弘俶的佛教事迹，《佛祖统纪》卷43（《大正藏》No.2035）有如下之记述：“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呪经（此经呪功云：造像造塔者，奉安此呪者，即成七宝，即是奉藏三世如来全身舍利）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今僧寺俗合有奉此塔者）。初天台教卷，经五代之乱残毁不全，吴越王俶遣使之高丽日本以求之。至是高丽遣沙门谛观持论疏诸文至螺溪，谒寂法师，一宗教文，复还中国。螺溪以授宝云，云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讲说，遂专中兴教观之名（吴越王传）。”（底线为笔者所加） 图5：铜制阿育王塔（钱弘俶塔），五代吴越国显德二年（955），那智经冢出土，通高20.3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据信印度阿育王造有八万四千佛塔，其事迹令钱俶相当仰慕，遂于显德二年（955）和乾德三年（965）两度命人各造铜制和铁制阿育王塔。其塔形特征为顶部上方四角安有名为“方立”的突起饰物，一般认为是仿自鄮县阿育王寺所供奉的阿育王塔。这些塔在与吴越国领土相关的地区多有发现。而铜制阿育王塔后来亦传入日本，被称为“钱弘俶塔”；其中一座，据信是由将天台宗经典送回吴越国的日僧日延所迎回，除此之外，在和歌山县那智经冢（图5）、奈良县大峰山顶、及福冈县原遗迹等地亦有佛塔出土。图6：银制阿育王塔，北宋（吴越国），雷峰塔天宫出土，高35.6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建于西湖南岸的雷峰塔，若就选定地点观之，亦堪称是吴越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目前该塔虽仅存塔基，外观亦为近年新建，但原塔实际上为吴越国最末一任国王钱俶及其皇后孙氏命人所造，完工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即吴越国灭亡的前一年。竣工之际，钱俶在《华严佛经跋》刻石上镌有《建塔记》，据此可知此塔乃因前一年过世的孙氏而名为“皇妃塔”。塔基下方所设置的地宫内，供奉大量的宝物；地宫及天宫中亦各置有一座银制镀金阿育王塔（图6），一同出土的还有据信奉置于塔内的金制舍利瓶。地宫的地面上，铺满不同时代的铜钱，其中一枚为平安时代的“饶益神宝”铜钱。所谓“饶益”为佛教用语，意指具有慈悲心且施惠于众生；作为塔中唯一的日本钱币，此枚铜钱或许和对佛塔的布施有关。尽管此钱在日本的出土例亦不多，难知其被带往吴越国的来龙去脉，但推测有可能是吴越商人于往来日本的途中所携回，可说是直接反映吴越国和日本交流的珍贵出土文物。另外，走兽铭带线刻镜于镜面上阴刻出或为往生图之图像。据说日本也有吴越国境内所制作之年代稍晚的线刻镜（日本称之为“镜像”）。如京都清凉寺收藏的水月观音镜像（图7），就装藏在被奉为嵯峨释迦堂主尊的木造释迦如来像之内膛。该像是在距离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灭亡仅仅七年后的雍熙二年（985），由入宋僧奝然在浙江省台州发愿造像，而后于翌年迎至日本。其内的水月观音镜像镜面上，线刻有据传由晚唐画家周昉所精妙创作的水月观音。此般线刻镜因确知是奉置于吴越国相关佛塔（含雷峰塔）内之作例，或稍稍提示了线刻镜乃为吴越国所创；而尽管犹存有诸多课题，但应可进一步设想其与日本镜像的关联。 图7：木造释迦如来立像内装水月观音镜像，北宋雍熙二年（985），直径11.4厘米，清凉寺藏，日本国宝吴越国之余波 图8-1：《宝箧印陀罗尼经》，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高丽，纸本墨折，6.9×239.1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吴越国王钱俶在国师德韶的请求下，派使者前往日本和高丽求访在中国国内已散佚的经典，此番透过佛教积极推动与海外交流的作为，亦有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有诸如前述日本僧人日延和高丽僧人谛观将天台宗经籍送回吴越国之举。随着此般的人员往来，不难想见各式文物流通的情形。 图8-2：《宝箧印陀罗尼经》，局部，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高丽，纸本墨折，6.9×239.1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在此概略介绍吴越国雕版印刷相关作品。吴越国相当盛行刊刻佛教经典和版画；据说在前述钱俶发愿制作的铜制和铁制阿育王塔及雷峰塔所用塔砖的孔洞内，都封藏着雕版印刷的《宝箧印陀罗尼经》。这些佛经可能也被迎请至高丽，影响当地《宝箧印陀罗尼经》（图8）之刊印。此高丽经卷附有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题记，乃惣持寺广济大师弘哲为奉于佛塔而发愿供养。其经卷形式和扉页图绘等，明显反映出受到钱俶于显德三年（956）所印《宝箧印陀罗尼经》影响，可视为沿袭该吴越国作例并予重新刊刻的作品。另外，重要文化财《应现观音图》（图9）为纸本墨画，附有“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造”之刊刻题记。钱俶在北宋后受封为“吴越国王”，乃开宝元年（968）三月之事，据此可知吴越国于北宋开宝元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亡国期间所刊刻的版画，应为本图的原版版画。本图以流畅巧妙的线条仔细描绘，可视为忠实传达原画之作。由于原版版画在中国已佚失，本件《应现观音图》作为传存十世纪后半吴越国刊刻版画及佛教图像的作品，实是相当值得关注。本文主要以存世作品来概观吴越文化的特色及其与日本和东亚的关系；承继江南历史而发展的吴越国文化，可说是凭借其积极地对外交流，为东亚带来深远的影响。 图9：《应现观音图》，平安时代，纸本墨画，56.1×31.3厘米，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日本重要文化财最后，则针对史书中所见吴越国与日本互通友好、双方有所互动应对之事例，略记一二。最早的事例，发生在第二代国王钱元瓘时期，即后唐清泰三年（日本承平六年（936）），吴越商人蒋承勋等前往日本，将吴越国王（钱元瓘）所托付的礼物带给朱雀天皇，以求缔结官方的友好往来关系。对此，日方将礼物归还，由左大臣藤原忠平回信给吴越国王。另外，后汉天福十二年（日本天历元年（947）），吴越商人蒋衮渡海赴日，献上第三代吴越国王（钱弘佐）的书信及当地特产。对此，日方由左大臣藤原实赖赠以回信，并回礼砂金二百两。及至后周广顺三年（日本天历七年（953）），吴越商人蒋承勋又再度赴日，带来第五代吴越国王钱俶赠予右大臣藤原师辅的书信和织锦、珍货等。日僧日延也一同乘坐本次返航吴越国的船只，将早先吴越国王向日本求访的天台教籍写本送至当地。后来，日延在后周显德四年（日本天德元年（957））返国，同时将钱俶发愿所造的一座铜制阿育王塔等文物迎回日本。吴越国王以渡海的吴越商人为中介，将书信送至日本。这些吴越商人在两国的友好往来上，可谓达成重要的任务。再就双方的佛教史和美术史而言，此般人员与文物的往来实际上也带来了相当深远的影响。瀧朝子为日本大和文华馆学艺部系长图 | 浙江省博物馆、临安市文物馆、天宁寺、清凉寺、大东急记念文库、东京国立博物馆、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 吴越国：西湖所孕育的文化精粹 展览地点：日本大和文华馆 展览时间：10.8-11.13 典藏展览 | 双王相会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山王与南越王”特展典藏展览 | 明末清初的时代艺潮：洛杉矶城市艺术博物馆“别有天地——曹氏收藏17世纪中国绘画”特展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典藏·古美术》中国版10月号